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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北街,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原生态的路。街上见不到一家店面。我纳闷怎么能叫“街”。农民自己祖辈盖的木头房子,沿着街两边紧挨着一溜儿,木梁黑不溜秋,有些年头啦。
住屋后面是牛圈,矮矮的土墙,当地人喂养水牛,用来耕地的,南方人种水稻,离不开牛。铁铸的犁就靠在牛圈一角。我时有去看牛吃草,牛也一边咀嚼一边瞪着偌大的牛眼看我。相互对视,似乎在无言的沟通。
后来我才知道,水北街是个村,紧靠一条小河,名字叫樵川。古人学者朱熹在此地讲过学,岸边有个沧浪阁,跟老朱有些关系吧。
听家父说,这里是闽北的交通枢纽,周边城镇物资的集散地,铁路有个办事处设于此地。我当时也听不太懂。家父调到火车站货运室当职员,我也从外地转学过来,就读一所铁路子弟学校。
校园在铁路家属区的边缘地带。教室是平房,呈天井状,中间是操场,有二三个篮球场那么大,低年级教室相对而建,中间是操场。据说铁道兵部队在修建鹰厦线铁路时建的这所学校。后来在校园靠居住楼又建了一栋二层八间教学楼。校园东头的铁路医院搬迁,门诊大楼也划拨给了学校当单身宿舍。早先学校的四周是竹篱笆作墙,没有多久,每周两节劳动课都纳入学校组织的自建围墙活动中。
我每天上学都要提前个把小时,沿着沙子公路边走,路边不远处可以看到一片水稻田,一条蜿蜒的小溪,路过铁路俱乐部,经过火车站广场,穿过一条职工住宅区,就到了学校。每日往返两趟,差不多走了二三年。家父单位在学校不远处盖新平房,我住进新房上学就方便了,有时听到电铃声跑步去都不会迟到。
我在课堂上胆子忒小,语文课丁老师叫我念课文,我站起来念了。丁老师说:我站在你身边听都听不到,你这也叫念书。我无语。有一次丁老师在班上分析同学的造句,把一个句子写在黑板上。我一看心里就发慌。“我在路上偶然遇到了一个千年的老朋友。”丁老师说:偶然这个词使用正确,但一个人能活一百岁好不好,造句犯了常识性错误。老师没有点名,我却如坐针毡,汗都冒出来。
我的课任老师姓孙,圆圆的娃娃脸,戴着近视镜,她教算数。讲课时习惯左手拿教科书,扫视同学时右手还顶顶眼镜。
孙老师上课,教室里尽是嗡嗡声。班主任下午放学以后来到班上教育整顿,很迟才放学。有一次,课任老师搬来了校长听课。课堂上挺安静的。同学有点儿惧怕校长的,他一脸胡子,眼睛瞅人有道犀利的光。大家私下里叫他大胡子。
上了半堂课,我偷看大胡子一眼,他手里拿着记录本遮在鼻子上,我心里好奇。我看大胡子前排桌的高姓同学,正捏着铅笔作写字状,左手捂住鼻子趴在那里。我明白啦。他是咱班上的放屁大王。大胡子这时用本本在鼻子边扇了几下,他起身慢慢地走出了教室。我憋住了笑。臭屁味渐渐扩散开来。等到校长一带上门,压抑着的哄笑声依然响起来。
孙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,也回过头来,很无奈地说:以后谁要放举手出去,不要影响别人。
下课了,全班同学在教室门口的场地上站队,大胡子要训话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:期末算数考试哪个考不及格,就要在哪个同学脸上画个大鸭蛋!
也难怪,教室里空气有点儿臭烘烘的,放屁排气是自动化管理,谁也控制不了啊。我记得小学生的定量口粮每天平均才六两,根本吃不饱,还好有地瓜填补一些。地瓜虽好可不能贪嘴啊,想多吃也没有,地瓜有红心和硬心的,红心的煮熟了吃起来很稀,硬心的吃起来像毛栗子,用地瓜充饥会涨肚子,而且一个劲地放闷屁。自己的肚子不抗议就行,还管什么环保啊!
读五年级的时候,我老家姑夫来信啦,说要到福建来看看,我第一次看到信封上贴着邮票,我用剪刀小心翼翼把邮票连信封皮一起剪下来,夹到用过的作业本里,我集起邮票来。
我发现学校有个公用信箱,我时常去看信封,要是有漂亮的邮票,我就亲自把信送到老师那里,表示自己集邮,这样我时时得手。
邮票集多了,夹满了好几本作业本。我的邮票多是连信封皮的,放假的时候,我把这些带封皮的邮票泡在水里,然后把邮票揭下来晾干。
我把“邮册”带到班上想炫耀一下,引起一阵骚动。原先许多同学集糖纸,集香烟盒,看到我的邮票,班上又掀起集邮热潮。没几天,有些同学不知从哪里收集来的一把把的邮票,我讨要了几张重复的邮票,我跟同学做起交易,以票换票,以小人书来换邮票,一本二手连环画换二十张。经过几番讨价还价,倒也成交了几笔,小人书就几本,也挺贵的。有的同学从带来专用集邮册,我一看就明白是从家里偷出来的,又不是自己的东西。不过我头一回见识集邮册,心想还有这么好的东西。我打听邮册哪里有卖,我到百货商店一问,吓了一跳,好几块钱一本,我只能眼馋地透过玻璃柜台瞅瞅。
我回到家里开始仿制带塑料纸的集邮册,竟然歪歪扭扭地做了好几本呢。邮票按照套数插在上面,好看极啦!班级有人鼓捣邮票,交流起来方便多了,不成套的邮票也渐渐配成套了。我能记住的邮票套票中,有梅兰芳舞台艺术,有第一届全运会,有黄山风景,有金鱼,还有菊花。那个集邮的年代,人们很单纯,尚没有投资的概念,集邮只是满足了我的兴趣爱好。可惜的是,文革期间家长怕出政治问题,把我几本邮册当废品卖了。唉,我如今依然怀念那些无辜的邮票。现在邮票升值了可以变钱啦,在我的怀念中割不断的是一种情结,这是用金钱无法实现的情愫。
读六年级的时候,有位封姓同学,带来一支竹笛,在班上吹起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”,同学们很稀奇,都凑上来看神奇的笛子,几个小孔怎么能“唱”出歌曲来。个把月里,班级教室里传出怪声怪调的笛子声,引来一群群的学生前来观看。能坚持下来的才个把人。我自己在露天垃圾箱捡到一本破旧的16开的二胡演奏法,自制了一把胡琴自个在家自学了一段日子。不过一首完整的歌也拉不像,原因是我胡乱调弦音不准。等我学会二胡的五个调以后,又改拉小提琴,乐器伴随着我的成长二十来年。
我高小毕业的时候,铁路企业在筹办中学,当时没有校舍,只好在小学校园办附设初中班,两个班级,一百来学生。教师是从铁路系统各单位抽调来的大学毕业生。有个老师,同学私下称呼他“张公”,是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出来的。他语文、物理两科都挺棒的。他教过我的语文课,也当过班主任。他时常在私下或班级同学中说我的作文写得不错。我心里觉得有点儿想笑,我抄书报上的文章改头换面的水平是一流的,实现了无缝链接,看不出任何拼接的痕迹,我自然洋洋得意,躲过了老师的法眼。
学英语字母,会说几个“坦克”“书”的单词,大家饶有兴致。唱字母歌,有一句很像“捞油水”的口语,于是唱到这里时全班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起来,听起来有些走调,教英语的任聪辉老师似乎也察觉出来了,他瞧瞧大家也没说什么。他说:上堂课教大家的“毛主席万岁”谁学会了,念一下。没人举手。任老师就点了一个同学的名,说试试看。这位同学轻轻地说:“农林夫七根毛”。蹩脚的英语发音引来全班同学的哄笑。
任老师中等个头,人挺实在厚道。后来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。下放到江西的一个偏僻的小站当扳道员,接受思想改造,一呆就是十年,平反以后他又回到了学校。我事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他在一个班级代课,讲文化大革命的形势,他习惯把一些词语写在黑板上,东写一个西写一个,不巧有个“打倒”与“伟大领袖毛主席”很靠近,打扫卫生的同学忘记擦黑板,被一名年轻的老师路过看到,就举报了。任老师被挂牌游校遭到造反派的批斗,他被迫承认自己思想反动,恶毒地说自己是个反革命分子,死有余辜。这样他才免遭皮肉之苦。
我们才学习了几个英语单词,数学才刚学习一元一次方程,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爆发了。大中院校打出了停课闹革命的口号,很快革命风暴席卷到小县城。
火热的校园静悄悄的,学生没有课上暂时回家了。
初中班的同学大多数每天来教室转悠一趟,传递着来自首都红卫兵的消息。
没有过多久,县城一中的红卫兵走进我们的校园,贴出白纸黑字的大字报。我们懵懵懂懂,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总觉得不做作业,不坐在教室里上课是件自由自在的事情。
在一中红卫兵组织的指导下,班级里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红卫兵战斗队。我的同学小雨说:咱们也凑一个,有些散户顿时聚在一起,七嘴八舌的一嚷嚷,推举我当队长,名称就叫32111红色战斗队。
说干就干,大伙在教室里用几张课桌一拼,就成了战斗队的办公场地。小雨去学校总务室领取点名册和几张红纸,登记愿意加入队伍的名字,我用红纸写上成立宣言。上面内容大多是抄传单上的,最后写上我们战斗队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。
说起32111,这可是当年大庆红极一时的英雄钻井队的番号。我们借用3211作队名体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意思,也符合红卫兵闹革命的精神。
战斗队有了,学校里一夜之间出现了九二红卫兵指挥部,隶属县一中的什么红卫兵团。
指挥部召集各战斗队队长开会,审议第一批红卫兵名单。总指挥念到我的名字时,说这个是谁?开会的人说:坐在这里吗。这样我自然成为了红卫兵,每人发一个红卫兵身份证,一个红卫兵红袖标。
小雨的姐姐是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之一,他经常给我们带来最新宣传材料,几乎全是北京红卫兵组织的电讯。有一次,我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的信息,我立马用钢板刻写出来,上面有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一段讲话:“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,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,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。”队友用油印出来后,每人分一些传单去街上散发。
我们议论着也去北京,可是一咨询,说年纪太小不行。于是我们战斗队组织队员到火车站送水,福州至北京的进京列车45次,满车都是红卫兵,连过道上都是人。他们进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。我们排好了队,在月台上唱毛主席语录歌曲,慰问车上的红卫兵。歌曲有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》,《造反有理》。还有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,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”。歌声雄壮有力,久久在站台上回响。唱完革命歌曲,还振臂高呼:“向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学习、致敬!”,“誓死保卫毛主席!”
呼口号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时髦。我们只是跟着喊喊而已,根本弄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我要感谢呼口号,要不然我的声音出不来。想想在语文课站起来朗读课文的尴尬时刻,我在人群中的呼喊让我找回了自信。我暗自里想:下回在班上朗读课文,我的声音要震撼同学们的耳朵。
这时,小县城的街上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的情景。四旧按报纸上的说法,是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。街头焚烧帝王将相剧照的张贴画,出版社出版的古书古籍,成了“毒草”的近现代小说书。庙宇的菩萨没有腿跑不掉,也当作封建迷信被红卫兵用铁锤砸碎了。
这时,我看到了一中的几个教师排着队自行游街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我是牛鬼蛇神……”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面面的牌子,写着不同的内容,名字上一律用红墨水打个叉。有海外华侨关系的,写上里通外国的特务;是国民党军官遗弃在大陆的妻子,写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太太;出身地主家庭的,写上地主老财的孝子贤孙。
他们每天按照红卫兵兵团的指定时间和路线在县城里走一遭。
有一回,小雨同学神秘兮兮地把一份材料递给我说:北京最新消息。我一看,标题老大:“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”“揪出党内大叛徒,大工贼,大内奸刘少奇”我想起课文里读过,刘少奇是国家主席,他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的故事记忆犹新。
我被革命冲晕了头脑,也沉浸在革命浪潮中,我马上刻起蜡纸,小雨忙着领纸裁纸,一个多钟头就印了百来张传单。我晚上背上仿军用书包,戴上红卫兵袖标,到了铁路俱乐部的电影院,经过验票口时说:发传单的。检票人员不敢再过问只好放行。我发完包里的传单,就呆在里面美美地过把电影瘾。
我觉得革命真好,可以不买票享受电影。我记得每年儿童节才能看到一次电影,平日里家里从来没有带我们看电影。我有时晚上溜出来,到检票口,拉一个叔叔或阿姨的衣襟,说带我进去吧,似乎在说: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。有时带不进去,只好在电影院外面爬到高高的窗户台上看。经常窗台被人家捷足先登,我也不甘心,还在那里转悠几圈,最后悻悻而去。
还好年纪小,没有参与过什么革命行动,最多就是印发些传单,没有去触动学校的老师和领导。回想起来,我的人生值得庆幸,伤天害理的事俺没有干过,再说当时才十来岁也单纯,顶多是凑把热闹的一族,想沾点革命的光。
全国步行革命大串联兴起。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重走长征路,重走井冈山。
我们到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新机构,申请步行串联,县里出具红卫兵介绍信,开列人员名单。每人领取串联补贴和全国通用粮票。自然,我们制作了一面红卫兵串联队的红旗,由学校报销费用。
我们携带简单的行囊,在一天早晨出发,我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,吸引了路人的眼光,心里生起自豪感。出了城市,公路两边是群山峻岭,头顶太阳,越走越累,我扛着旗帜好容易挺到中午,我问谁来拿旗,话音未落,上前来几个争着要旗,我说:大家轮流扛红旗吧。
在路人眼里,我们是一批毛孩子,个头那么点高,可咱们自己不觉得小,俨然是个革命者。起初举旗走路挺神气的,走了几天,情况出现变化,谁都不扛旗。没办法,我们出发时撑起红旗,等到了路上就收起来,在傍晚到达一个城镇前,又打起红旗。就这样步行了几天,红旗也没有人扛了,我索性收了起来放进背包,连旗杆都扔掉了。
沿途的城镇有红卫兵接待站,凭县级以上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享受吃住接待。
每天晚上宿营时,我都取出地图册,大伙围上来,指指点点的,地图上芝麻点的距离,我们每日用步子在丈量里程,出门时的激情早已随着步行的艰难消失得无影无踪,人累得连声音都没有了。
一路上,有时头顶太阳,汗流满面;有时手撑纸伞,大雨滂沱;有时我数着公里牌,每过一个里程牌,我心中充满希望,鼓起前行的信心。
我们原计划的路线是福州、长汀、瑞金、赣州、井冈山。没有料到的是到达福州一站便出现内部分裂,三五一伙无法成队。介绍信只有一份,像蛋糕一样被切成四块。
正当我们不知怎么办的时候,红卫兵接待站贴出了紧急通知,步行串联的红卫兵要到指定地点免费办理返程手续,全国串联学生须按期返校复课。
就这样,我们响应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号召回到了学校。
校园冷清清的,墙上的大字报被风吹得乱七八糟,不成人样;法国梧桐的落叶满地,一阵风过,哗哗作响。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,我看到教室一片沉寂,窗户玻璃破碎不堪,找不到几块完整的玻璃窗户。学校瘫痪很久了。
我想起读四年级的时候,我是学雷锋小组的成员,我们星期天到学校来义务修理课桌椅,还照过相登过报呢。
我在校园里走了一遭,心里一片萧条。
复课的日子里,学生没有课本,老师没有教材。以前的课本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,不能使用。这时,校方邀请解放军来校进行队列军训,个把月的左转右转很快就结束了。这是发生在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年末的故事。
不久,学校响应革命导师毛泽东的号召,我们一百来号人分散到铁路许多单位,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学工活动。
铁路有个机械修配厂,专门生产货场站台上使用的固定小吨位的吊机。厂内有煅造间,车床间,焊接间,装配间。我被安排去学习电焊。我的师傅姓李,约莫四五十岁,长方脸,说起话带些天津口音,细声细气的,看起人来眼睛一眯一眯的,厂里人说他电焊技艺是一流的。我听了心生几分敬意。
头一天跟李师傅上班,就是先看师傅作业。他给我一副线手套,递给我一个遮面罩,随同他到了组装车间。他要处理昨日里未完工的作业。我一瞧,是吊机操作台外侧有条缝要焊合。李师傅说:这叫立焊。你要先观察,我再给你说说。
我感到新鲜有趣也挺好玩。李师傅作业时,我通过面罩的绿色玻璃片,看到焊条头发出神奇的电弧光,一根焊条一会儿就熔化光了。只见师傅放下面罩,让我关闭电焊机,他用小榔头轻轻敲去焊渣,焊接处出现一条平整的带些均匀花纹的焊痕。我正惊讶不已时,李师傅用手指指头顶说:电焊难度最大的是仰焊。不过,多看看,多琢磨,多练练,也就不觉得难啦。
我被李师傅手中焊钳的娴熟把握折服。我想仰焊也是如此平整漂亮,这简直是一门精湛的艺术。
李师傅教我练习角焊,我模仿师傅的示范动作,焊了一段。师傅敲掉焊渣说:焊接不能留下焊孔,焊条与金属要焊实在了,才是质量合格。焊接面不要出现疙疙瘩瘩的,这样容易产生焊孔,不结实,而且又难看。我照着师傅的话,反复练习,平焊和角焊的作业也能符合师傅的要求啦。师傅也交给我一些简单的作业任务,每次师傅都来检查一下讲评几句,时有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。
学工快结束时,我接到一个任务,要交一篇调查报告,每个学工的单位里都完成一篇。
我平生第一次学习采访,听老师傅,听领导讲厂子的发展成长史。我当初不知道调查报告怎么写,于是就翻报纸,发现报上的这类体裁挺流行,我想有救啦,我依照报上的写法,拟几个小标题,然后把具体实例往里面填几个,东拼西凑了一篇调查报告。
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以后,工人阶级介入到文化大革命。各地各单位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,打出革命的旗帜,声称代表革命的造反派,各地高音喇叭的宣传战演变成武斗。时常有小道消息传来:湖南的造反兵团与兵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死伤一二十万人。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: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。江青在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时提出“文攻武卫”的口号。
本地偏僻偶尔有些小冲突,我亲眼目睹汽车中心站的大门口的居高点上架着机枪,出去参加派性武斗的人,每次回来都有头破血流的人。
我邻居有个是铁路站段的领导,他每天早晨要去单位,自己戴上纸糊的高帽子,然后把一个牌子套在脖子上,上面写着毛笔字,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XX”,他看我的眼光有点黯淡。下班回到家里才能卸下高帽和牌子。
每日清晨,我们这栋房子的家属都按时到第一户人家站队,人手一本红宝书《毛主席语录》,在毛泽东的挂像前,一个领头说: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……”,大家跟着齐声说:“万寿无疆、万寿无疆。”领头地说:“敬祝林副主席……”,大家齐声说:“身体健康,永远健康。”大家一边说,右手还要挥动手中的红宝书。
有一天,家门口来了一个加工盆桶的木工,我母亲正想做,问了加工费,觉得可以接受,就雇他做两个洗脚盆。周围邻里也来打听费用,说做得好也要做。不知是谁叫他小木匠,大家都跟着这么叫。我母亲从门口自己搭建的草棚里翻出几根杉木兜,小木匠说这种老杉木最好。我也在一旁看他的手艺。
小木匠看上去有二十来岁,个头矮,像个小胖墩,他说自己是个孤儿,父母亲在山里打游击时都牺牲了,他是政府养大的,后来就学了这门手艺。
他做好一个木盆,让我接些水试试。我兴冲冲地提着盆到公用自来水处,当时铁路地区的居民用水是露天的,好几栋房子共用一个自来水。我端着接好水的盆往回走,木盆一直在漏水,我搁在小木匠面前,他说:要浸一会儿水,就好了。果然,当我再端起盆时,不见滴水啦。我母亲看到成品盆,也说做的不错。生意自然来了,左邻右舍纷纷前来预定。
我们跟小木匠混熟了,无话不说。有一天,他口吐惊人之语,吓了听者一跳。他说:“古书上说,三年不过五年,林彪是奸臣。”林彪是林副统帅怎么成奸臣了呢。碰巧辛阿姨路过,她说:小木匠,你不敢乱说呵,说这话会被抓起来的。后来小木匠的话竟然兑现,林彪出逃飞机坠毁。小木匠曾经说的三年不过五年,从林彪走红开始到死亡恰巧五年,追忆起来真有点儿神乎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学校的领导躲起来啦,生怕被抓来批判斗争游街,外地的老师也溜回家啦。学生都放了长假。一段时间,我们无所事事。这个时期,我迷恋上看小说书。当时各单位的图书没有当众销毁,算是幸运,自然列入“毒草”也封存起来了。
市面上唯一可以卖书的地方叫新华书店,书架上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,鲁迅的各类杂文,还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图书,小说书全国只有一个作家浩然的作品两部书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。其余的作家都被打倒了,书籍查封的查封焚烧的焚烧,散落民间的也很难找到。过去拍的电影几乎都有政治问题,电影院放的是《地雷战》,《地道战》,《奇袭》,播放来播放去,人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。
我们的家属区竖着高音喇叭,每天早晨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,每天晚上八点播放新闻联播。你听也好不听也好,喇叭声震耳欲聋。最激动人心的事是来通知说:今晚新闻联播有伟大舵手的最新指示。一听完最高指示,各单位都统一集合,全体职工上街游行,呼口号,举小红旗。每个单位的队伍前面抬着巨大的固定横幅,字是新写的,紧跟着是锣鼓,后面是大队人马。
有一次我找邻居家的校友阿生玩,无意间发现他的床头枕头边有本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。我翻开扉页,看到单位工会图书的字样,我问:你真行。他说:有个晚上他们几个摸进去偷出来的。我说:藏起来慢慢看。阿生找来一张旧报纸把书包起来递给我。我夹在嘎吱窝,一溜烟回到家,躲在小房间里一饱眼福。就这样,我把阿生藏的一箱书全部看完了。有印象的如《红楼梦》上册,《三国演义》,《西游记》,《红岩》,《林海雪原》,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,莫泊桑的《一生》,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,看我国的古典小说许多地方似懂非懂。
我记得为了按时还书一夜读完一本书。有个爱画油画的朋友阿麦,我傍晚去他家玩,看到床边有本《自由之路》,美国作家的作品。建国初期的一部反特电影,接头的书就是《自由之路》,我一见书就没命似的。我朋友说:不好意思,说好明早要归还的。我说:我保证不耽误你还书,你说几点拿去还。阿麦说:八点过去还。我说:好,我七点半送到你手上。
这个晚上,我躲在蚊帐里,借着15瓦白炽灯的微弱光亮,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,看看窗外已出现一丝曙光。我此时才感到眼睛有些发疼发胀。一本书让我记忆犹深。同样,后来我还看过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,我有生第一回感受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。
偶然走街,我看到卖瓜子的老人的凳子下面有本《左传》。我说:我爱看书,你是用书页包瓜子,我多拿几本跟你换行吗?老人说:可以。我兴奋地跑步回家,把弟妹的旧课本翻出来,又跑着去换书,生怕老人收工啦。就这样,我在老人那里换了好几本书,如《古诗十九首》《李白诗集》《白居易诗集》。我如获至宝,激动了好几天。
读诗词,挺吃力,实打实,我也是个完整的高小毕业生,读不懂,就跳过去,理解不了的,翻过去,文革期间,我读书建立读书卡,装了几盒了。遗憾的是洪灾中几箱的日记和资料牺牲了,我欲哭无泪。
平房,留给我一段难忘的黄历。
我和弟弟住一个小房间,顶着西墙横放一张床。床头边叠摆着两个小木箱,上面铺一块灰色的帆布,且当作写字台,写作业站着写。靠东墙角是家里的三个大箱子叠起来摆放。
平日里,除了吱吱嘎嘎学拉二胡,就照着柳公的帖子写毛笔字。没有纸,家父从单位带些货运单,我在单据的反面练习。
光写字也不好玩,我就用铅笔画画,我问邻居借来旧小人书《三国演义》,把张飞、关羽、赵云、诸葛亮画下来。单据纸一般16开,我感觉太小,画不出味道。家父问货主私下要了一些大纸,差不多有课桌般大小。我高兴死了,一天到晚忙画画。
我每画好一张,就挂在屋子的南面墙上,邻居家的小伙伴常来我家看三国人物画。有些大人来串门,也忍不住来看。还夸我画得有模有样的。问我跟谁学的,我说:自己照样子画的。大人说:你是个小人精,长大能当画家啦。
不久,邻居一位高人对我母亲说:外面在破四旧,你小孩画这些有危险。打那以后,我就什么也不敢画了。画画也悄悄收起来,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偷偷地把一大卷画当柴烧了。
后来邻居家阿姨的儿子来了,叫首祺,个头不高,二十几岁,说是在常州教中学。我瞧他戴副眼镜,眼睛咪咪的,说话挺和气。他问我本地有没有黄杨木,我说铁路货场那边有,一大堆一大堆的,是货主的。我问有什么用。首祺说可以刻东西。我说:我去帮你要几根。
货场的黄杨木,差不多是弯弯曲曲的,茶杯口那么粗。我要来一根给首祺。想看他怎么刻东西。
首祺用小锯子锯出一段一段的,取出一段来把横断面用砂纸打平,然后固定在一个工具上。首祺从报纸上剪下一张毛泽东的侧面版画头像,贴在黄杨木的平面上,取出刻刀,他自己带来的工具,告诉我如何刻。
我看首祺刻头像,发生了兴趣,怪好玩的。刻好以后,首祺蘸些印泥在空白纸上一盖,哇,好像跟报纸上的一模一样。首祺说:你用报废的钢锯条,拿到工厂的砂轮上磨出刀锋来,也可以刻东西。
我马上跑到附近铁路工厂的垃圾箱,找到好多半截的钢锯条,去找邻居叔叔磨了两把“刻刀”。首祺说:你用旧布条把钢锯刀的上半截扎起来,这样不嘎手。
在首祺的指导下,我先刻了一组毛泽东的题词手写体: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我先用透明一些的白纸用铅笔勾勒下来,再用钢笔描清楚,反贴在木面上,然后再刻。折腾了好几天,才刻好,首祺蘸上印泥盖出来一看,说蛮好吗。我也惊讶,第一次学刻就这么受到肯定,心里不免甜丝丝的。这一发便不可收拾,我中了毒瘾一般。我刻图章,刻毛泽东的各类头像,刻诗词。后来铁路地区建立中学的时候,一位朱老师问我要领袖的木刻头像,大大小小的我送他好几个。
遗憾的是家里几次搬家,父母亲没有当回事,搬家一次扔一次,少年时期的个人物品就这样消失在人生历史的岁月里。近来我翻自己的旧书想寻找那些印章的痕迹,唯有两个印章的留痕。我翻箱倒柜的,竟然发现一个牛角的,一个黄杨木的章子。
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小小的印章,仿佛回到了四十几年前的平房旧屋。
回归自然的社会还原了人类命运的健康走向。
世界本来是公正的,如果出现了变异也是短暂的情景剧。
如烟的往事能够留下的也只是回味初中时代闲居日子的快乐时光。
劳动,这个光荣的字眼,始终伴随着我饥饿的少年时光。
像我母亲这一辈人,几乎都从事家务,官名称之职工家属。外人不知道家属的真名实姓,见面招呼一律称:张嫂李嫂的。其实张姓李姓都是家庭户主男人的姓。
家属当全职太太是件苦累的差事,上一辈家庭子女成群,三五个孩子的是普遍现象。除了一日三餐,洗衣做饭,还开地种菜。我家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过日子,人均生活费每月不足八块。生存所迫,我母亲就在河边的沙土滩上开了几拢菜地,种白菜、茄子、包菜和辣椒什么的。铁路家属大多数家里都有几块菜地。
看到母亲的劳累,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和弟弟每天放学以后,就帮母亲去挑水浇菜。两个人抬一桶水,从河里装水,要走一段路,沙土走起来陷脚有些吃力。用舀子浇水是很愉快的事,我和弟弟每人一个舀子,一会儿一桶水就见底啦。我从高小时期开始就干这些活一直到初中毕业。
家里口粮凭城市居民粮证,兄弟姐妹多根本吃不饱。父亲周末带我们去山里开荒种地瓜。我记得收地瓜的时候,父亲用锄头刨地瓜,我跟在一边收拾。我父亲往土箕里装,他把小个头的放底下,把大个头的放上面,我不解其意。我们走了几里地挑到家的时候,邻居大妈过来看,她家也跟我们一起种的地瓜,地头连地头。她说:怎么你家的地瓜个头那么大,我家的小小的很多。我听到大妈的疑问,方才明白老爸地瓜装筐的用意,我心里暗暗发笑。我妈在家里处理地瓜的时候,禁不住说了一句:“这个老鬼……”我体验到艰辛的生活也充满了情趣。
那个年代,家家户户烧木柴。附近的山上能砍的都砍光了。我和同学、邻居伙伴每周日都搭伙去一二十里外的山里砍柴。一大早出发,母亲早就烙好一块饼给我带上。一路上说说笑笑的,也不觉得什么。进入大山,找到有柴砍的地方,大伙一下子散开来,我是挑细杂木砍,这类丛木经烧,火旺,不需再劈成小块,省工。砍下来的还要削掉呲里叭嚓的枝条,砍柴是最惬意的,就像在收割自家的庄稼一样。
等到砍够一捆了,我就用山间的藤条来捆扎柴棍,然后相互呼唤,凑到一块。大家肚子早就咕咕直叫,我掏出干面饼嚼起来。各自也有啃花卷和馒头的。填铇了肚皮,我们到山岩下的石坑旁,用双手捧些山水喝。直到这个时候,人才感到几分疲倦。
伙伴们满载而归的心情可想而知,没有了谈笑声,一路匆匆默默无语。扛柴的承重是最难熬的。两边肩轮换着扛,柴杠的肩疼臂酸,腿发软,汗水湿透了衣衫。我十来岁的年纪就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最轻松最过瘾的事就是伙伴们上山采蘑菇的季节。
秋后,一场雨下来,我们挎着竹篮,一伙孩子到山上的松树林采野菇。大人说这个时节的野菇最好。蘑菇长的有一支烟那么高,白色的,有的连成一片,有的单独一朵,没张开的像一把未撑开的伞,伸展开的如同戴着一顶太阳帽。采菇时要轻手轻脚,小心翼翼地从蘑菇的根部拔起,放进篮子。蘑菇怕碰撞,一不小心就破碎不堪。
回到家里,母亲亲自挑选,发现可疑模样的菇就扔在一边,清洗时格外小心。这些菇几乎用来烧汤,每人一碗,喝得有滋有味。锅烧开了,母亲放进一些米和饭粒,看看会不会变色,如果色变说明有毒就得全部倒掉。幸好每次采回的野菇都让全家饱尝一顿,好像过了一次小年。要知道,居民每人每月才供应半斤猪肉,能吃上蘑菇汤不是很解馋吗。
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,水果都是在教科书上看到的。一年到头也难吃上一个苹果。印象最深的是中午上学,几个同学偷偷跑到远处的山上采五角星果果吃。又涩又苦又甜又酸的味道,是孩子们的经典水果。有时候下午上课迟到被科任老师罚站,一站就是一节课。
少年时代让我历经许多生存的体验,点点滴滴回味无穷。
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的下半年。
我们这届学生学工结束后,集中到了原先铁路技工学校旧址,一百多学生,坐在一间会议室,上大课。老师说:铁路地区筹建一所中学,从你们这届开始。我掐指一算,正常读书的话,我们尚在初中阶段。
学生没有课本,老师没有教材,每天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,学习老三篇(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)。然后要求能背诵老三篇,还要默写。
有一次同学之间发生小问题,我是这个班的班长,当时按照军事编制,一个班就是一个组。我把有矛盾磨擦的同学叫到一边,我说:翻开语录第X页,我们一起读一段伟大导师的教导。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,……”念完语录,我说:我们各自斗私批修吧。这时,两位同学各自展开思想上的斗私,最后,我说:咱们拉拉手吧。矛盾解决啦。大家又和好如初。
学校有个老大的操场,黄泥巴的。一栋平房是老师办公的地方,一栋宿舍一间大会议室。马上小学又要上来两个班。学校号召我们建教室。于是,每天在铁路建筑部门的指导下,挖地基,板砖头,运沙子石头。在铁路各单位的支持下,奇迹般地三个月盖起了一栋教室。
我们同学分成了三个排,也就是三个班级。这时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,管理学校的第一任队长姓章,是个火车司机出身的人,人高马大的,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每个排分来一个工宣队队员管理班级,相当于班主任。自从工宣队占领学校舞台,几个老师没有了声音。
有一次开大会,我们集合在操场,章队长训话,讲了一大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意义。学校的领导权要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。我们站在那里傻听。这位队长说到最后,提醒说:有的同学中毒很深,讲三国的故事,这是放毒,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。我听了以后,心里直嘀咕,这好像在说我似的。我在课余讲过诸葛亮的用兵故事。这难道是放毒吗。我课余去请教张公老师,我内心挺崇拜的老师。他也欣赏我的作文。他听了我的情况说:你自己主动些吗,写个斗私批修,我帮你看看。
我写的大意是:我听了章队长的讲话,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。我曾经在同学中讲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,有三顾茅庐,有赤壁之战,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,等等。由于我思想觉悟太低,革命意志薄弱,我中了三国演义的毒,我还放毒毒害同学,我听了章队长的一席话,思想上才醒悟过来。我看古书中毒很深,我感谢章队长及时挽救了我的灵魂。我坚决与反动的三国演义决裂,划清思想界限,做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。
张公老师看了我写的斗私批修,改动了几个用词,我重新抄写了一遍,交给张公去处理。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。这是红色恐怖时期的我的一次历险。
年底,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县里召开的欢送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。广场上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,人声鼎沸。舞台上,下乡知青身披红绶带,胸戴大红花。我看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,无尚荣光。
等到知青代表讲完话,就上了准备好的公交汽车,开向了广阔天地――农村,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车窗上,知青面带笑容,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。车子渐渐远去消逝,不绝于耳的口号声顿时停下来。
我身临其境,心有所动,新鲜好奇,不过不够格,人家是有知识的青年,俺算什么东西,高小生。我眼巴巴地看着火热的场面,心中飘落几分惆怅。
有一天,学校召开动员会。主题是落实伟大统帅关于教育体制要改革的最高指示:学生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。俺们学过工,接下来是学农,校方决定要建学农基地。地点,是大漠生产大队。离城二十里地。
我们这一届是铁路中学的开山大哥,反正也没有新教材,只有当开路先锋。一百来兄弟姐妹就这样浩浩荡荡开进了深山老林。
每个排住一个生产队,大家自带铺盖,生产队里腾出两层结构的土墙质地的粮仓,我们住楼上,地板是厚厚的杉木铺就,躺在铺上,看粗粗的木梁,顶上是当地人烧制的薄瓦,农民说土屋冬暖夏凉。时值冬春交替,大伙一个挨一个睡倒也热乎。工人老师也同我们一道睡通铺。
粮仓是挨着山坡而建,出门须经过一座木板搭成的“桥”,面前是近似篮球场般的晒谷场,水泥硬化的。场外便是山,四周尽是高山。自然村住有一二十户农家,村口边有条小溪,还有石头砌成的水池,百姓吃水都从这里挑。村外山边直到山脚下一片水稻田。生产队给我们腾出一个伙房,村里会做饭的大婶来帮忙。有没有工钱不太清楚。同学们在一起吃大锅饭大锅菜,过集体生活倒也新鲜。
初中生每月27斤定量,全部换成福建省地方粮票交给学校。每人一个陶瓷蒸饭罐,饭罐每次吃完要清洗干净搁在蒸笼里,食堂管理员用固定的量器统装米。学农是体力劳动,菜也见不到油水,每次吃饭狼吞虎咽,还没有感觉到饭菜的味道就饭罐见底。
我们说是学农,实际是来建中学的学农基地。老大也是不好当的。生产大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,曾经开荒种水稻,后来烂泥田收成不好就荒在那里啦。这次给学校使用反正也无所谓收成的。
生产队长领着我们绕了几道山梁,在一个山谷里,看到满目青草覆盖的水田。田埂尚在,田型依稀可见。老农说要抢在清明前翻好田,每天安排同学们去挖田两次。起初光脚走田埂,挺扎脚,真是个考验,光脚走多了也就能适应下来啦。不过许多同学在学农期间落下寒腿病。我的膝盖部位每逢阴雨天就隐隐酸痛。后来的同学聚会时我说:这是历史的酸痛。
清除水田里长的草,挺容易,田地是稀泥,双手一拔就连根起来。水田最深处到大腿,光脚踩进田里,冰凉冰凉的,过一会儿,腿脚麻木了也就不觉得刺骨啦。经过个把月的劳动,水稻田清理出来了,我站在田边,满腿是泥,一阵山风吹过,心里泛起又苦又甜的滋味。
大家等待插秧的时刻来到了。我们跟着老农去育秧田,在簸箕里装上几块秧苗,挑到农田,然后把秧苗块分开,往田里摔,老农在前面做示范,同学跟在后面学,转眼工夫就心领神会。大家一字排开,插起秧来。插完一块田,站在田埂一瞧,哈,歪歪斜斜的。
秧苗插下去以后,老农给我们选中一块山地,说是给学校建学农驻地。
这里是个山坡,有块平坦的山地,一片矮小灌木,有条窄窄的山路伸向外界。
同学们每天扛着锄头来这里平整土地。半个来月下来,开辟出一大片红土泥巴地。
学校计划在此地建设简易的住房,供学农的班级居住。就地取材,用毛竹建房。老农带我们去十多里地外的竹林砍伐大毛竹。
我每次扛一根毛竹,在山路上转来转去,有经验的老农说:砍一个带叉的小杂木,搭在肩上可以减轻一个肩的重力,要歇脚可以用叉子撑住竹毛竹靠在路边。还好一天劳动一次,走几个小时的山道才能到达根据地,对一个吃不饱又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,真够考验人的。
校方请来盖竹房的人,他们把毛竹剖开一条条的,编制成篱笆状的做墙,整根的粗大的毛竹做梁架,房子的支柱用杉木支撑。伙房是单独分开建的。
手扶拖拉机从学校运来木质的高低床。等到竹房建好了,学校的新一届同学开进了学农基地。这里的竹房我们没有享受过,就功德圆满地回城啦。
我们回到学校开始了军训。学军开始了。
红领章绿军装的解放军站在我们面前。部队的常规队列训练,穿过敌人封锁线练习-匍匐前进,行军拉练,夜行军,我们一项项的领教啦。那段日子只缺射击训练。
我记忆犹新的是检阅一下匍匐前进的表演。
全体集合,站立操场上。解放军同志在队伍前面扫视着每一个同学的眼神,随口说:这个同学出列,演示一下。我根本没有转过神来,就跑步出列,随着解放军同志的的口令,我完成了训练动作。解放军讲评了一番,随后又叫了几个同学。
演示过关啦,可是我的补丁裤子膝盖附近爬出来两个窟窿。回到家,我母亲又一针一线地在夜晚用旧布头缝补新破。
读初中的最后两个月,我突然想读书啦,想得很。我报名续读高中,后来也不了了之。学校发了临时课本,一本语文,一本工农业基础知识,一本数学。语文上了几篇课文,数学才上到解方程。说是要举行毕业考试。我们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考了。
一千九百七十年初校方发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。
回顾文化大革命中的阅历,我,一个小小少年,在一所初创的铁路中学,体验了一段荒唐的停课闹革命的红色之旅,走过了一段奇特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活体实验阶段,周身残留下一代人的痛苦艰难的痕记,在人生历史的中承付出一份代价。
追溯文革的历程,我,一个小小少年,犹如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小木船,在茫茫的大海上漂荡,任由波浪的摔打,任由气候的驱使,任由潮水的簸弄,任由风浪的欺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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